“工薪家庭的孩子不要读文科博士”，采访过程中，几位文科博士不约而同地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亚东就读于上海某所985高校，他所在的政治学专业，博士生每月的补贴是2300元。到了读博的年纪，身边大多数同学都不好意思继续向父母伸手要钱，他们每月都期盼着津贴“等米下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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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文科博士的，是与教育投入不相匹配的“清贫”，不过对于这一群体来说，拮据只是读博生涯中诸多苦闷事件中的一桩。
继央行发布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提出“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后，今年九月，清华大学宣布将压缩文科博士规模。一时间，“文科无用论”再度盛行。
央行发布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提出“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博士是目前高等教育系统中最高级别的学位，若说文科无用，那文科博士便站在最尴尬的位置上——他们将这条“无用”之路走到了极致。
文科博士试图用一口气攀登至学科教育的顶峰，却发现这里的风光不如想象般壮阔优美。他们处在不断奔流变化的历史当中，或期待，或迷茫，他们憧憬星辰大海，却更担忧柴米油盐。
读博，“剩下”的选择
硕士招生规模的扩张推动了博士入学竞争愈发激烈，在选拔阶段，候选人需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学术水平才能被导师相中。不过，在“为什么读博”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文科博士的回答却显得相当“谦逊”。
在今天，你已经很难看到“学术作为志业”的热情，或者野心，他们通常不认为自己适合读博，只是称并不适合从事其他工作。“我不适合互联网大厂，也不喜欢当公务员，学的又是不太强调实用性的专业，没有其他路子可走”，郭盛说到，他是一名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四年级学生，师从国内社会学学界一位赫赫有名的学者。本科阶段，郭盛用全年级第一的成绩获得申请直博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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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余萌同样觉得自己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的工作节奏，她曾经有一段短暂的实习经历，很快就感受到劳累。她选择读博的原因十分简单：想要有一个不用天天早起的工作。
“（关于读博）我没有想太多，生活给我安排什么，我就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走下去”。很多时候，人生的选择关乎时运、机遇，余萌在本科时期，恰好遇到一位急于培养一批博士生的年轻教师，“没怎么商量就让我去了”。
过去，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时期，1999年开始的高校本科生扩招，同时推动了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博士毕业生人数从1982年的6人上升至2021年的66176人。中国的博士授予数量更是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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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博士毕业生群体日益庞大，博士就是职场“香饽饽”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而另一方面，博士依旧与知识分子形象深度勾连，更多人走上读博道路，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在读博前，亚东已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他曾在英国获得金融、哲学两个硕士学位，回国后做过辅导老师和金融交易员。离开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流动的校园之后，他感受到工作生活的相对闭塞，同时又渴望在社会上获得更多认可。
“作为独立的交易员，如果说没有一个名号，就没有安全感”，亚东说：“在中国人的饭局上，学历一般都是很看重的，特别说如果来自顶尖的学校，对你的尊重马上就会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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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文化崇尚读书，在大众的认知中，博士生步入社会后也必然是体面的存在。余萌认为自己来自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父母却对她读博的决定大力支持，“他们觉得读博士出来，有知识有文化还是蛮好的”。不过她逐渐发现，读博并不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交易，对于这一选择，她称：“如果是今天的我，可能真的要犹豫一下。”
鸡犬不相闻
郭盛始终保持着极其自律的生活习惯，成为博士生之后，他主动压缩了睡眠时间，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去图书馆看书，期间不午休，晚上八点左右回到宿舍，进行半小时的锻炼后继续工作，大约在凌晨两点入睡。
“我们的工作会很庞杂”，郭盛将自己的研究问题、导师课题组中的任务、还有师门里的报账事务统称为工作。做研究仍然是博士生涯最主要的事务，只是不同于日日在实验室中操劳的理工科博士，文科博士做研究的情形往往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阅读与思考， “读博是一件很孤独的事……大部分时候单打独斗，纯粹是一个人”，郭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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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曾这样描述自己在海外攻读博士时的经历：“大家处在鸡犬不相闻、高度原子化的状态；而在中国内地读博，有传统的人情与师门文化，烟火味道更浓，也更欢乐一些。”
不过，无论海内外，对于绝大多数文科博士来说，读博意味着一场孤独的个人修行，即便拥有和谐融洽的师门关系，获得某种集体的归属，但那也远不能带来亲密无间的感受。
“两三周都见不到一次导师和同门师兄弟姐妹，平常生活就是查资料、看书、写论文。”余萌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更是抛开了访谈、田野调查等需要与人接触的部分，是一份相当古典的纯思考工作。
面对面的沟通似乎总是缺乏必要的理由，她常常将写好的文章在微信上发给导师，导师再将修改意见返还过来。
在长达四五年的读博过程中，博士生面对的是茫茫世界中一两个十分微小的问题，除了导师或相关学者之外，便无人关心或理解。在这个真空的象牙塔中，各方面都尚显稚嫩的博士生需要学会独立行走，他们需仅凭内心的驱动力，完成思考，创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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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涯中独特的“隔离”体验，给本能上需要社会支持的人们带去身心上的伤害，余萌说：“我的同学，包括和我专业相关的博士生，有很多人的心理是不健康的。” 郭盛则表示，他所认识的博士生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就有四五个。
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向来颇受关注。2015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份报告发现，在研究生阶段（包括硕士和博士），学历越高的学生抑郁水平也更高，其中最严重的是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学生，抑郁比例高达64%。
知乎上不少关于#读博、#抑郁等相关问答词条
2019年，《Nature》杂志上一篇针对中国博士生的研究论文显示，36%的受访者表示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心理向外界寻求帮助。大部分博士生对读博的决定感到满意，但随着读博的深入，有45%的学生发现真正的读博生活低于预期。他们感受到的问题主要包括过长的工作时间、维持生计的压力，还有对学术圈现状的不满等等。
“相比于其他职业，我们在面对低谷的时候，是独自在处理问题。” 在香港读管理学博士的崴崴，真正过着刘瑜所形容的“鸡犬不相闻”的生活，她与导师的见面频率保持在一月一次，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闭门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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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美国前大法官金斯伯格曾说：“为你在乎的事而战，但要以一种能引导别人加入你的方式去做”，崴崴同样认为，研究学术问题，如果能调动身边的社会资源共同关注，再好不过。然而，学术研究所需的原创性、创新性决定了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只属于一个人的时刻，“你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必然要去承受这一点。”
“混圈子”
没有考勤打卡，不会受到密切的监督——文科博士的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压力却无处不在。绝大多数文科博士会在博士生涯里面临数个研究项目，一旦开始投入研究，就像钻进一个黑洞，很长时间内得不到一丝反馈。
一位学者或者博士生选择的研究问题，可能与他的价值判断、阅读史甚至整个生命历程紧密相关，不过，这个问题通往何方，是否一定存在合理的答案，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清楚。
“你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结束……一些项目最后可能直接死了，就很需要能够及时止损的判断力”，崴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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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目前正在研究一项有关女性领导力的课题，“你想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这样，当你把性别作为一个标签的时候，到底是想说什么呢？”她问道，“是想说女性和男性身体上的差别，还是过去那么多年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把男性和女性做分类，和把黑人和白人做分类是一样的吗？”
这些问题里的复杂或有趣之处，恰恰可能成为写作途中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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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陆的文科博士来说，最大的压力并非来自最后的毕业论文。目前，国内不少高校依旧对文科博士生设有“发表两篇C刊才能参加毕业答辩”的要求。“C刊”一般指的是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随着博士人数每年水涨船高，而期刊总数没有变化，发C刊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
博士圈子一般用“小论文”指代毕业论文之外的其余学术文章。余萌的第一篇小论文，在投给四五个刊物后都石沉大海。学术期刊审稿周期极长，短至三四个月，长则七八个月，有了审稿周期作为参考，长达四五年的博士学制也显得不再漫长。在完成论文一年之后，余萌不得不在作者行列带上导师的名字，凭借导师的声名才得以公开发表。
郭盛表示，几乎没有文科博士能在理论上做出创新，比起创新，文科博士写论文更重要的是“澄清”，“解释一个现象，把它讲清楚。”不少人认为，比起自然科学论文，人文学科的文章更难评出好坏，在文章水平不相上下，而人人都有发刊需求的情况下，“发C刊”便变成了一场广义上的人脉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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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导师的名望，在期刊编辑的审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位认证为高校老师的知乎用户曾在网上这样告诫文科博士预读生：“学校的好坏，会决定性影响（论文）能不能发表，原因即在于，编辑首先会看文章作者和高校，看认不认识。”
他还同时提到，文章的主题常常能超越内容质量，影响论文是否能够发表，学术圈的运作如同娱乐圈一样，沦为对流量的抢夺，“我们早已听烂了关于‘论文具有前沿性、理论性的’建议……一言以蔽之，前沿性指的便是蹭热点，中国问题指的便是蹭大政策，理论性指的则是提升文章的逼格，主要是提升题目的逼格感。”
一些学者将读博比作“混圈”，亚东认为，这种特质在文科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往往学派林立，圈子氛围更为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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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学术的领地，现实与理想的碰撞无处不在，亚东说：“这个系统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讲究追求真理或者经世致用，但落到现实中，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必然会感到失望。”
内卷的文科教职竞争
社会时钟在不断提醒博士生，他们在物质成就和生活水平上都落后于同龄人，郭盛将其形容为“社会参照下的相对剥夺感”：年近三十，依旧孑然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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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期待博士毕业那一刻的欣喜，上述发表于《Nature》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尽管读博存在诸多艰难，但67%的博士生相信，拥有博士学位能够改善工作前景。
然而，于文科博士而言，无论是发表、毕业还是就业，皆是关关难过。
人们在新闻中也能有所察觉，当工科博士毕业生以百万年薪被华为等科技企业聘用时，文科博士正在与其他学历的应届生争抢街道办公务员和中小学老师。
正如社会大众会质疑博士生当中学老师大材小用，文科博士们也深知，这些并非完美的选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83.7%的人文学科博士期望在高校中担任常任轨制教授，这项结论与崴崴的感受大致相同，在她所接触的博士圈子中，90%以上的博士生都将高校教职工作作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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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期待合情合理，文科博士很难在企业中找到适合的岗位，他们在博士生涯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脱离了学术共同体后便难以发挥作用。三十多年前，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就撰文写道：博士的培养目标是高级科研、教学人员。
只是不同于当时人才缺乏、青黄不接的情况，如今每年文科博士毕业生数量的增长，推动了高校文科教职岗位竞争持续白热化。
不只是中国，文科博士的就业在海外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根据《新京报》一篇报道引用的数据，2017年，美国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大约只有500个。
郭盛并不清楚国内高校每年所需的社会学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之间的关系，但他从高校青年教师并不优厚的待遇中感受到，这是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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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在高校求职，一般遵循“向下兼容”的原则，即他们很难留在与母校同等水平的学校，通常需要向更低一级的高校谋职。近几年来，高校青年教师的“低薪”困境在社会上有目共睹，郭盛谈起社会学博士的出路时说到：“国外顶尖学校的博士毕业生每年能拿到二十万，如果是国内社会学排名前三的高校的博士生，能去东部或者中部比较好的学校，税前拿到12万到15万就比较理想。如果找的工作差一点，一个月五六千也有。”
青年学者即便在高校谋得一份教职工作，通常也要面临“非升即走”的考核机制。今年，余萌通过导师介绍，成功留在上海一所高校任教，目前的她正在申请一项课题项目的基金，“项目从申请到审批也要半年，五六年时间（规定聘期）很快就会过去，试错的机会没有几次。”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韦伯在一场名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说：“一位身无恒产的年轻学者，要面对学院生涯的这种现实，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至少几年之内，时间长短不定，他必须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同时，他对自己将来是否能够得到一个职位，使生活过得比较像样，却毫无把握。”到了今天，文科博士依旧在面临这样的困境。
《无问西东》剧照
清华大学在停止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招生后，今年又宣布缩减文科博士规模，清华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多次动作，似乎预示着未来的文科建设将从扩张走向精简。对此，不少文科博士表示理解，在崴崴看来，高校控制文科博士的招生规模，对这一群体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保护。
一些时候，崴崴的导师也会鼓励学生走向社会。她说，导师曾有一次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个招聘链接，是腾讯的某个管理岗位，其所要求的量表开发可能会运用到博士阶段的相关知识。然而，在眼下的市场上，这样的岗位还是显得太少了。
读博越来越像考研、考公，人们各怀心思奔赴学术道路，只为“求仁得仁”。余萌称，尽管自己研究的是外国文学，但她最喜欢读的还是中文里的乡土小说。总体而言，她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度过艰难的博士生涯之后，她终于实现了“不用天天早起”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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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念博士一年级的亚东，对自己的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不过，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经济改革背后智囊团的存在，令他备受鼓舞，他渴望自己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东西”。
在他所在的城市，曾有一位同为政治学系的大学讲师自缢身亡，提起江绪林，亚东认为他是一名理想主义的殉道士：“他讨论了一辈子的正义，有关正义如何定义，国家怎么实现理想的正义制度，但发现现实离理想太远，就想不开了。”
作为当今数万文科博士生集体的一员，亚东显然更能接受现实的模样：“这个世界就不是理想的、抽象的、绝对的，它就是相对的、粗糙的，有时候还让人烦闷，它本来就是这样。”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