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论平生功业即事功，他（苏轼）说了三个流贬地：黄州、惠州、儋州。其实他在三州均无自我期望的功业，黄州时说周公瑾而酹酒江月，感叹自己功业未成；惠州时观白水苍山，自吟“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离开海南之际，高歌“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夜渡海》）。苏轼之所以不如苏澈有政绩，正如他自己所言，“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为何会如此，主要在于苏轼没有成熟的价值观，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苏轼是个机会主义者，爱骑墙，择机选择为我有用的行为，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不说他在对待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变法上的价值判断，单说苏轼对待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评价，就可以看得出苏轼两边倒的个性。
苏轼恃才傲物，这是天下文人的通病，但唯有苏轼最典型。韩愈提出“道统”来，得到不少政客包括文化人的认同，苏洵就曾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说扬雄死后，继承儒学道统的是韩愈。欧阳修更是在《记旧本韩文后》里称道韩愈文深厚雄博，浩然无涯，万世共尊，天下共传。
不过，苏轼爱唱反调，偏偏大肆批评韩愈的道统思想。韩愈的“道统”之“道”，内涵是儒学的仁义，他在《原道》里说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就是例子，并认为韩愈把这与佛、老之“道”区分开来。他讲：“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苏轼在《韩愈论》中更是直接批评韩愈好圣人之道的名，未乐其实，不当混言孔子说的一视同仁，认为仁义礼乐出于情而非性；同时在《扬雄论》里批评韩愈的性三品论，说他流入佛、老而不自知。
苏轼批评韩愈道统思想，到此本无可非议，因为做学问都是如此，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思想。不过，让人诟病的是，到后来，苏轼被奸人所害，则又拿韩愈的官场故事铺垫自己的人生，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和境界，他又把韩愈吹得上了天，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大赞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以及“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客观地讲，我写这篇文章，多是摘录阮忠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因而没有做过多的陈述与论证。要是真正例举出更多的事例，就会更有血有肉了。不过，我只想蜻蜓点水似的说说而已，目的是想给官场的年轻人一点提示，以免重蹈覆辙、耽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