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美国执牛耳的时代，“全球化即美国化”（Globalization is Americanization），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兼具事实依据与直观感受的命题。
从衣食住行到科技商业再到流行文化，源自美国的事物都在全球风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创造和运营着全球商业模式，美国的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在配置全球的生产要素与资源，美国的大学组织着全球的学术活动，美国的律师和法官在为全球创造着产权和商业规则，美国的文化输出也做到了“取代欧洲而代表西方文明”。
战后尤其是冷战以来的美国在深深影响着全球。“华盛顿共识”不仅是对“美国化”的高度概括，也是世界各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在默认遵守的指南。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看好莱坞影视，用个人电脑，玩智能手机，从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到形而上的价值观，“美国化”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世界各国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都融入了这一进程。
对于西方之外的世界各国而言，“美国就是西方”“美国代表西方”“透过美国认识西方”似乎都是不证自明的命题。但对同属西方文明的欧洲而言，这些命题却不那么肯定，甚至还不无否定之声。“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一直都存在着。
欧洲美国大不一样
今人常以“欧美”连称，但欧洲与美国之间却大有不同。物理意义上的大西洋在地壳运动下逐渐变宽，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也有此疆彼界之别。从政治制度、思想流派、社会结构这些价值观层面，再到饮食起居、体育运动、文化娱乐这些生活方式层面，欧洲与美国之间的鸿沟都并不小。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鲍德温就列出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十七个差异”，遍举经济、社会福利、医疗、犯罪、教育、环境、宗教的诸多不同，有些差异甚至大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异。
长期以来，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被认为高于欧洲，但贫富差距也要比欧洲大，税收与福利也相应低于欧洲，个人主义更代表美国精神。二百多年来，“美国梦”成为建国的宏大叙事，吸引旧大陆的移民前来寻找机会逆天改命。美国没有欧洲式的贵族头衔，也没有旧大陆那些顽固的社会结构，这些都造就了独特的美式价值观，进而反过来塑造了有别于欧洲的美式生活方式，以及辐射全球的美式文化。
美式文化对西方文化的重塑是全方位的，举凡饮食、体育、音乐、服饰都与欧洲大异其趣。美式咖啡，美式速食，美式足球，美式台球，美式流行乐，美式服饰，都呈现出“去精英化”“大众化”“平民化”“商业化”“流行文化”的特点，与传统意义上等级森严、自负格调的欧式精英文化拉开了显著差距。
饮食是个有趣议题。在不少欧洲人看来，汉堡包、可口可乐、炸鸡薯条这些“24小时营业”的“美式垃圾食品”堪称饮食文化的糟粕。直至2018年，意大利米兰才开了该国的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实现了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多年以来“让咖啡回家”的夙愿。尽管，当时还是国会议员的意大利现任总理梅洛尼怒斥说，“我们意大利的咖啡让全世界羡慕，为什么还要去喝星巴克？”
汉堡包与星巴克的故事是美式文化全球传播的缩影：那些典型的美式文化元素早就在欧洲以外的全世界风靡非常了，却在同属西方文明的欧洲遇到了不少阻力。
美式体育又是美式文化更显独特性的领域，你很难找到同时在欧洲与美国都高度流行的商业化体育运动项目。网球、高尔夫、赛车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而为大众熟知的足球、篮球、棒球都只是在大西洋的一侧才更为流行。不少美式体育运动甚至只有美国人在玩，而难以扩散到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俗称橄榄球的美式足球，美国人还曾将其上升到了国家文化的高度。
美国人的“商业化”倾向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样让自我期许甚高的欧洲精英不禁蹙眉。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因为“商业化”而大获成功，一举打破了“奥运会赔钱”的迷思，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奥运会。但在当时，美国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出售电视转播权、付费参与火炬传递、卖门票的种种“商业奥运”行为却被不少欧洲人批评为“玷污体育精神”，称之为“汉堡包奥运会”。英国学者阿兰·汤姆林森与加里·华内尔感叹说，“奥运传统何其真，堕落又何其新？”
美式流行文化更是以异军突起之姿，取代了欧洲精英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表：非虚构写作，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好莱坞大片，等等。以文学领域而言，美国文化人没有贵族/教士/士大夫这样的传统身份安身，必须直面市场的激烈竞争才能立命，只能竭尽所能地创作旨在畅销的通俗作品，吸引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买单。美国没有哈罗德·品特这样的剧作家，也没有翁贝托·艾科这样的思想家，更没有旧大陆式的哲人。一本正经在高台布道的时代过去了，唯有像《圣经的故事》一样写作方能找到受众。“写作居然作为一门商业课程在大学里开设”，也曾让欧洲的老派文化人惊诧不已。
从欧洲视角看美国：精英的傲慢？
鲍德温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美欧之间的互相凝视，存在阶层上的差异。欧洲平民阶层十分喜欢美国，他们“喜欢游览这个坦然迎合大众口味的国家”，然而欧洲精英阶层却蔑视美国；美国大众对欧洲不大关心，美国精英阶层却积极倾向于欧洲，尽管偶尔会有保守派领袖抨击欧洲。
比起与欧洲若即若离的英国人，法国人更能代表着“老欧洲”看待美国时的独特视角，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长期以来是当之无愧的欧陆霸主、巴黎又是众所仰望的“欧洲文化首都”，另一方面法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美国的独立受惠于法国的援助。美法革命素有“姊妹革命”之称，法国送来的自由女神像，在大西洋西岸却孕育出了与欧陆本土大有不同的果实。美法两国之间的互相凝视，也颇能代表“欧美之争”“欧美之别”：尽管同属西方文明，欧洲与美国之间却存在相当之大的差异。
1980年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花了三个月时间在美国旅行，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融汇为《美国》一书。鲍德里亚认为，“沙漠化或者沙漠状态就是美国及美国文化的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 “美国人的习惯是把理念建造为现实，而欧洲人却正好相反，喜欢把现实转化为理念或者意识形态”。鲍德里亚总结说，正如法国不可能变成美国一样，美国也无法把握欧洲的“先验的、历史的世界观”。
一百多年前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看法则要积极得多。他在为期九个月的深入考察中发现了美国的独特价值，写就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尊重个人权利、尊重法律，“每个人都从法律力量的增强中看到个人利益”；美国人重视公共事务，乐于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美国人具有冒险精神，锐意进取，将会取得伟大的成功。他雄辩地预言说，“一百年后美国将主宰世界”。
然而在美国立国之初的19世纪，到访美国的欧洲精英很难对美国有什么好词，托克维尔算是特例。欧洲旅行者在美国见到的是跳上桌子言辞粗鄙的议员，挎枪骑马不顾体面的牛仔，还有唯利是图文化低下的商人。暴发户、没文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成欧洲人对美国的刻板印象。克莱格·斯托尔蒂在《跨文化交际》里如是描述彼时欧洲人的心态，“对欧洲人而言，美国人就像是蛮横的少年”。
1827年到访美国的苏格兰旅行家巴西尔·霍尔在《1827-1828北美旅行记》一书里批评美国“缺少社会阶层”。“在我们英国、在欧洲各国，所有人都分属各自阶层，各有序列”“人们崇敬上层，服从上层，以此得到幸福”，然而美国的情况却是“颇为原始”，社会缺少等级秩序，没有令人尊重的阶层。
同一年访问美国的弗兰西斯·特罗洛普夫人也在巴西尔的基础上继续阐述了这一论点，她在《美国人的家庭礼仪》一书里痛批美国人“细腻敏感、易怒易痛，把任何谈论与书写都太当回事”“美国儿童缺少礼仪”。“身为一个心胸开阔的英国人”，特罗洛普夫人也忍受不了美国人的粗野奔放、没大没小。
1842年到访的狄更斯一开始还为美国人的热情直率而感动，但没过多久就受不了这种“热情过度”，“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国家”。狄更斯还在致友人信中愤言，“我宁愿要一个自由君主制，哪怕要忍受《宫廷公报》与什么普鲁士来的国王，也不想要这种政府，美国国民教育的一切都让我大为失望。”
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访美国的欧洲人也仍然抱持相似的印象。1897年，英国《每日邮报》记者乔治·沃林顿在《美元之地》一书中记载了他报道美国选举时的所见所闻。沃林顿称赞了美国人“将理念化为现实”的务实精神，但仍然认为美国人不教孩子良好的教养与举止，以至于美国孩子显得无序、自大而又无知。尽管，沃林顿认为这一点“新鲜且有趣”，甚至美式口音也让他着迷。
欧洲精英对美国的傲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全方位的。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战后初期，欧洲人才开始直视大西洋彼岸的这个表亲。“新世界”以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介入“旧大陆”事务，“美国主宰西方”乃至“美国主宰世界”，从托克维尔的设想变成了斑斑在册的现实。然而，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实力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西方领袖”地位的到来却滞后了五十年之久，这与美国人在面对欧洲时那种微妙的自卑、仰视而又尊崇的心态有关，其中某些心态甚至延续至今。
美国人看欧洲：微妙仰视？
欧洲精英的“高傲”与美国人对欧洲的微妙“仰视”心态其来有自，原因仍然要从历史深处寻找。移民到北美的主力军是19世纪欧洲的底层平民，他们前往新世界的最大动力就是摆脱旧有的身份约束与长期的贫困状态，在“机会之地”追求新的幸福。正是美国移民来源的“欧洲底层”属性，构筑了美国人看待欧洲的基石：既自豪于新世界的快乐生活，又在旧大陆的深厚传统前有些自卑。
19世纪初露峥嵘的美国文化精英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提出了种种“文化自立”的诉求。1837年，爱默生写下了那篇被后世誉为“思想独立宣言”的《论美国学者》。爱默生在文中激情满怀地表示，“我们依傍他人的日子，我们长久以来师从他国学艺的学徒期已经到头了。在我们周围，百万民众正在奔涌向生活的洪流，他们不能永远依靠从国外收获的那些残羹剩饭来供养自己的心灵。”
爱默生之所以写下这篇“思想独立宣言”，也与他四年之后写成的《论自助》一文中的忧虑互为表里：“正是由于急于弥补自我修养的缺失，人们便盲目迷信旅游，把意大利、英国和埃及奉若神明，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始终对此保持着狂热。”
美国独立已经半个多世纪，美国人却仍然仰望欧洲。19世纪的美国青年漫游欧洲，写下的游记仍然处处可见对欧洲古典文明的崇敬。即便是向来语多不逊的马克·吐温，也在到访罗马之后在1869年的《傻子国外旅行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在罗马崩塌的奇观之间游荡；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以二十五个世纪的尘土朽泥为食。我们在日间嗟叹、又在夜里梦念。”
一个国际关系史的有趣注脚是，美国直至1895年才将与欧洲列强的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而美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则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了。即便在一战结束之后的巴黎和会上，最具经济军事实力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仍然被列强晾到了一边，他的“十四点原则”也被欧洲精英视为迂腐不堪。
欧洲人在美国面前的高傲自持迄今仍未消失。军事经济实力上认同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在文化上仍然不能认输。而相映成趣的是，美国人面对欧洲的微妙仰视也持续至今。
一代代美国作家，包括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都到巴黎这座“流动的盛宴”朝圣，从1824年到1978年，美国作家写了至少两百部关于巴黎的小说。而以与美国人最有亲缘关系的英国而言，从英语口音与王室贵族在大西洋两岸的待遇也可见到这一点。
“美国人为什么无法抵挡英音的魅力”，一直以来都是英语世界里的热门话题。英式口音给美国人的印象是一种“高级感”，在美国多项民意调查里都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性感的口音”，甚至于连“一名英式口音的苗条黑人女友”都成了美国文化里兼具政治正确与文化品位的“无敌buff”。
而要论美国人对欧洲的“文化仰视”，没有什么比英国王室在美国高烧不退的热度更具标志性意义了。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英国王室迷”的国家，不少美国女生从小就在模仿追逐英国王室的穿衣品位，乃至以嫁入英国王室为目标，现实中英国王室也一再迎娶美国王后/王妃；英国王室的“品牌效应”带来的周边收入，最大来源地也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在美剧《王冠》里出演菲利普亲王的英国演员马特·史密斯感慨，“我真不知道英国王室在美国多受欢迎，直至我演了这么一部剧。”
对于欧洲大陆的贵族阶层与文化精英，美国人的态度也与之类似。《流亡的巴黎》一书记载了二战初期，法国学者如何在美国得到礼遇的往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牵头，因为战乱被迫离开欧洲的知名法国学者都在美国迅速顺利地找到了教职；商业电影里也以艺术化的形式显示了这一点，《泰坦尼克号》里老欧洲的破落贵族仍然可以凭借身份上的竞争力，赢得美国新富阶层的青睐而结成连理。《被解救的姜戈》里迪卡普里奥饰演的那个奴隶主尽管一句法语都不会说，却仍然是个“法国文化热衷者”（Francophile），只因法国文化代表着高雅与精致。
美国，成功的叛逆者
确实，美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会对欧洲有所“仰视”，但这绝不代表美国会反过来再次“欧化”。美式文化以其平民性、流行性早已形成广阔的基本盘与强大的传播力。相较于那些仰慕欧式文化、自诩为文化精英的美国自由派，美国保守派领袖往往站在平民阶层的角度抨击自由派的“欧化”，视欧洲为监管过度、死气沉沉、懒惰的象征。装腔作势的欧式文化，自然也难以博得基于平民的美式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开遍全球的连锁咖啡馆是星巴克而非老派的意大利咖啡，流行全球的食品仍然是可口可乐与炸鸡薯条这样的“美式垃圾食品”，在欧洲人看来堪比“平民”的牛仔裤在西方之外的地区成为时尚象征。
美式口音仍然在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当今世界非母语的英语教育也以美式口音为主。散漫慵懒、婉转柔和的美音，在英语世界以外渐渐取代了有腔有调、端庄规整的英音，成为英语这门语言的代表。颇具危机感的英国学者马修·恩格尔在《衰亡之路：美国对英语的征服》一书中预测，如果依照现有的传播速度，最早到2120年美音就会制霸英语发音，而英式口音将归于消亡。
德国作家歌德在两百年前的1827年曾评论说，“美利坚，你的那个大陆胜过我们的这个旧大陆”。“欧洲的高傲，美国的仰视”也许正好说明，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成功继承人，而不是将一切都抛诸脑后的反叛者。欧洲与美国这对西方文明的表亲兄弟，在未来仍然会是一对争吵不休的盟友。尽管，美国的继承并非照单全收，美国的反叛也让欧洲人为之担忧。
王兢
责编 陈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