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出国的宋丹子去过不少地方：她先在新西兰念高中，后又去墨尔本接受高等教育，因为研究项目，她在日本和美国旧金山也住过几年，最后还是决定回到墨尔本。
日本生活充满压力，宋丹子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半夜12点，周末还得加班。“那里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加州似乎要轻松许多，但优秀人才太多，不拼命抓住机会，其他人就会抢先一步，压力并不比在日本时要小。新西兰则是另一个极端，因为经济发展还是以农业为主，人们的工作生活比较闲适。
“最终回到墨尔本是因为这里的氛围刚刚好，工作和生活都能兼顾上。”
同在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的会友王宇飞也有相同感受。他在墨尔本创立了一家与石墨烯材料生产相关的企业，与来自中国的生产商合作，开拓该材料的商业化应用。
“乍一看这座城市，似乎没那么多特牛的地方，机会也不像加州或者北上广深那么多，但均衡下来你会发现，生活舒适度高，城市也在尽可能为个人发展提供帮助。当我国内的同行还在应付领导和繁琐审批流程时，我则用更多时间专注在技术产业化上，效率并不低。”
为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让居住者能获得工作生活平衡，一座城市要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但想要成为“最宜居城市”，这些还不够。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为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评估标准，宜居城市们不仅得让居住者幸福感爆棚，还得具备肉眼可见的硬实力。比如，城市的安全稳定性（Stability）、居民的医疗健康（Healthcare）保障、文化与环境（Culture & Environment）、教育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
拿这些标尺度量后，墨尔本在2011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它在这位置上一坐就是七年，打破此前由温哥华创下的六连冠记录。
作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拥有成为“宜居城市”的先天优势。气候成为该城市拔得头筹的优势，南太平洋的暖流带来温和的气候条件，为宜居提供了不错的环境支撑。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掘金运动，将移民文化植入该城市的发展轨迹之中，文化包容成为一项传统。得益于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墨尔本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要比其他城市少得多。经济学人智库认为，即便在澳洲境内，墨尔本的安全状况也要比第一大城市悉尼更好。
但即便拥有这些先天优势，想要打败竞争对手拿到“最宜居”的Title也不是那么容易。教育、医疗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后天素质”更能看出一座城市到底够不够格。
令人惊讶的是，墨尔本似乎做得都不错，在建立“宜居”城市思路上，它还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的思路，甚至将“宜居”的荣誉发展成城市卖点，为促进贸易往来招揽更多新生意。
邮编“3000”计划1980年代的墨尔本市区，到了夜晚会变得空荡荡。上班族们纷纷回到市郊的住所，只剩下冷冷清清的街道与空置的办公楼。当时墨尔本城中心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写字楼，但维州经济并不景气，企业对办公室的需求远低于市场供应。
为了城市发展，墨尔本市政府在1992年开始一项激励性的城市复兴战略——邮编“3000”。其内容是将许多旧办公楼改建成公寓，一来是适应墨尔本不断增加的学生人口，同时也为城市聚集更多人气，让它变为24小时不夜城。
2000年左右，市中心CBD的住宅建筑开始急速增多，城市中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标性住宅大楼，包括2006年建成的南半球最高住宅——尤里卡大厦（Eureka Tower）。
公寓数量增加，不仅带来人气，围绕人们衣、食、住、行和娱乐的消费产业也发展起来，最明显的是城市里酒吧、咖啡馆和餐厅数量猛增，这里不再只是上班族们挣钱的地方。
土生土长的墨尔本人Amanda Caples贡献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
“在1960年时，整个墨尔本只有两台浓缩咖啡机。在我童年印象中，墨尔本就没有几家咖啡店。但现在你看，咖啡店到处都是，咖啡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必需品，变化就发生在这二、三十年间。不仅得益于政府的发展战略，还要归功于把咖啡文化传进来的意大利移民们。”
从数字上来看，这项战略也颇为成功。据维多利亚州规划局战略执行总监Rachel Dapiran介绍，1991年墨尔本CBD的居民人口仅为3592人，但2016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37325人，25年间增长了近十倍。
许多摩天大楼都是在过去三四是年间建成，Dapiran认为这些集工作、生活和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区域，明显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也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这一传统仍在继续，政府部门的目标发生着微调。Dapiran告诉界面新闻：“对于现在的墨尔本来说，我们需要在市中心建设更多的办公大楼和商业空间，如Arden这类新商业区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 在蓬勃发展的知识产业中提供就业机会。”
头部产业与全民福祉变化的不只是CBD，这座城市的聪明之处在于懂得如何将有限资源集中起来。毗邻皇家墨尔本公园、位于北墨尔本的三公里中央商务区帕克维尔Parkville是另一处例证。
这里的墨尔本生物医学区拥有160多年历史，见证了许多“第一”——墨尔本的第一家综合医院、第一家儿科、妇科、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以及墨尔本第一所大学都始于这片区域。它还拥有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医学研究机构霍尔医学研究所（The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以及莫纳什大学的一个分校区（前身是维多利亚州药学院），后者的药学专业在2017年QS榜单上排名全球第二，紧跟哈佛之后。
别小看了机构的密集程度，频繁合作正受益于此，研究所、大学和医院形成“结伴式”发展。在该区域，对病例的研究成果很快转化成临床应用、医学生的实践机会相比其它高校更多，患者的健康保障也随之提高。
生态圈的价值显现出来，政府借势在该区域推出集中发展规划，成立墨尔本生物医疗园区（Melbourne biomedical Precinct，简称BMP），引入不少像澳洲最大生物技术公司CSL这样的企业，生物医疗成为墨尔本的头部产业。
这对宜居城市的意义重大，对城市居民而言，医疗保障往往是安全感的底线。得益于头部产业的发展，惠及普通居民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人工受孕技术和宫颈癌疫苗普及就是其中代表。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0年曾发布过一组数据，全球有4850万对夫妻尝试5年怀孕但仍不成功，不孕症可能在此100年内成为仅次于癌症、心血管病之后的第三大疾病。有数据称，在澳洲每六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不孕症的困扰。
位于墨尔本的莫纳什助育中心（Monash IVF），在197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第一个试管胚胎，此后该机构开始专攻不孕症的研究。人工受孕和试管婴儿技术随后在澳洲普及开。政府还加大补贴，接受该技术受孕的夫妻通过公费医保之后，只需自行支付约5500澳元。
一度流行的宫颈癌HPV疫苗也起源于澳洲，首支HPV疫苗Gardasil就是在墨尔本研发成功，后在美国和香港地区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该疫苗被研发（2006年）后不久，澳大利亚从2007年就开启了国家性的接种计划——全澳中学在校8年级学生（12-13岁的男孩或女孩）都能免费接种。今年初，刚上市的九价疫苗Gardasil 9取代此前的四价疫苗Gardasil 4也开始普及。
从巨额的财政拨款来看，这座城市的生物医疗受到偏爱。全澳大利亚对生物医疗的研究拨款，有40%投入到维多利亚州，主要被墨尔本的MBP和莫纳什大学所瓜分。墨尔本政府因此新建地铁线路，使人们可以更便利地前往园区就医。
规划局战略执行总监Dapiran这样评价到：“研究机构、公立医院和大学紧密相连，产生了集群效应，这不仅创造广泛合作和意见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创新技术的发展，还有效扩展了市场空间，当然也为墨尔本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科学家们人们的幸福感往往取决于身边人，如果邻居们素质高，你的生活体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聚集的研究机构给墨尔本带来了全球高端人才，这是城市的一笔财富。重点是，无论肤色和文化背景，这批外来群体想干的事情很容易获得支持。这座城市很明白，不管是研究项目产出了成果，还是创办的企业挣到了钱，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
1994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开始一项特殊的讨论——在学校成立中医学系。来自中国的薛长利被推到前台。他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当时RMIT里为数不多、有中医背景的教授。他被任命为该系系主任，此后20多年将中医学科在澳大利亚广泛传播开来。
薛长利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认为，是时任校长Professor David Beanland的魄力给了他偶然的机会。因理工科而闻名的RMIT，刚刚发展起生物医学学科，起步要比墨尔本其他高校慢，拓展新领域很关键。“David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学者，他认中国将是21世纪发挥相当影响力的国家。中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1990年代的墨尔本还没有一所公立学校开办相关专业，但人们对中医兴趣在上涨。另外，尽管每年政府将税收的26%用于医疗保健，但老龄化和慢性病一直困扰人们的健康问题。澳洲在90年代初，对辅助性医疗进行了定义，中医成为其中一种。
在随后的几年，薛长利组织团队翻译教材，邀请科学家们来搭建科研团队。稍有研究成果之后，资源们慢慢找上门来。当时的中澳商会会长捐赠给RMIT一笔经费，薛长利借助在世界卫生组织担任顾问的人脉，邀请全球传统医学界的900位行业专家召开一次研讨会。“那次大会对我们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很有帮助，我们因此积累一个12000人的数据库。”
聊到自己的成就，薛长利认为城市提供的氛围很重要。“如果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功，你必须选择一个很好的科研环境，即便压力很大，但机会也能随之而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也在墨尔本找到自身价值，他们还成立一个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集结不少像宋丹子和王宇飞这样的年轻科学家。
“我们其实都有本职工作，像宋丹子正在莫纳什大学做艾滋病疫苗相关的博士后研究，去年她成立自己的公司，从事远程医疗培训。而我自己此前也在墨尔本大学读博，之后创办企业。这个协会就是希望对创新创业有想法的人聚在一起。”王宇飞发现，墨尔本和北上广深不同的创业氛围存在优势互补之处，给在这里的中国人才们更多发展空间。
国内的创业热情、投资额度要比澳洲高得多，但墨尔本也有自己的特色。以注册公司来说，在这里申请执照或注册企业只需要个人提交合理证明即可，而在国内，则需要一级级的审批，投资款项的申请更是如此。“如果把这里的高科技优势和国内热钱结合起来就好了。”王宇飞感叹到。
无论如何，科学家们总能得到优待。政府部门还专列“首席科学家”来指导城市发展，这点更有象征意义。
具有药理学背景的Amanda Capels在两年前成为墨尔本的“首席科学家”，那时起，她开始思考自己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哪些附加价值。
“这个岗位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也有，但更像是名誉角色。墨尔本则不一样，它的智力资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Capels现在的主要工作不仅与教育部打交道，想方设法增加学生们学习STEM专业的热情，还得与交通、车辆管理部门合作，为城市新建的地铁线路提供智库支持。“我们将投标公司和大学工程学院建立联系，他们合作出一系列的方案，让政府更明智的搭建公共交通系统。”
保持咖位的困扰如此看来，拿下头衔的墨尔本的确有两把刷子。墨尔本市长多尔（Robert Doyle）曾在蝉联最宜居城市的称谓后说：“这一世界纪录是所有墨尔本人都应深感自豪的傲人成绩。”
但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称谓而感到兴奋。宜居和发展之间的平衡往往难以把握，有时还会相互掣肘。
一些更为现实而深刻的挑战困扰着这座城市。今年3月，普华永道发布一份城市发展报告，该机构合伙人萨克斯认为，现在的墨尔本存在这样的尴尬：距离城区越远，机会就越少。资源分配的倾斜，拉大内城外城的差距，无论就业、医疗、教育还是交通服务上，外郊都显得尤为不足。
人口增长让问题变得更为棘手。澳大利亚《时代报》曾就墨尔本的宜居度做过一项读者调查，一位读者这样做出反馈：“十年前，我可以在车站旁停车，火车上总是有座位。 五年前，我在车站旁边一片未铺砌的场地找停车位。 两年前，我不得不跑到车站周边的街道停车。现在，连街道也停满了，我必须在距离较近的车站停车，然后走一站路去火车站。”
按照人口增长速率计算，30年后，墨尔本的城市规模将接近目前的伦敦和纽约。而该城市的CBD也将扩张到North Melbourne、Footscray和Fishermans Bend，就像读者反馈的那样，人们在交通上所要花费的时间将增加。
这也是规划部门坚持“大兴土木”的原因。“我们目前市中心的轨道车站Hoddle Grid建成于1837年，多年来一直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然而，这样一个.6*0.8 km的区域已不足以为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地带服务——我们需要扩展它。”Rachel Dapiran对界面新闻评论说。
即便有连续7年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座城市的发展就达到最高阶段。墨尔本政府在去年提出一项“2017-2050战略”或许能说明这个城市对自己的定位。
计划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需要明智地计划和投资，为了适应更多元化和更老龄化的人口特点、打破城市扩张和拥堵之间的矛盾、解决住房负担能力的问题、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社会和经济机会。”人定义了城市，而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接受城市需要不断进化的事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